1977年高考刚恢复，考题非常简单，但为何录取率却不到5%？

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这一年，570万考生走进尘封十余年的考场，最终仅有27.3万人获得录取，录取率低至4.8%，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记录。

表面看来，当年的高考试题难度不高，数学试卷中赫然充斥着“解方程3x-1=8”等基础题型、语文试卷里还有《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的命题作文。放在40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是中学生来做这些题目，想必都能取得高分。

既然试题难度不高，为何录取率却这么低呢?这一看似矛盾现象，背后其实有着多重原因……

我国的高考制度于1966年暂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大学招生模式。这一重大转变直接导致中国高等教育陷入长达十一年的停滞状态。

资料记载，这期间全国高校少培养了约100万大学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在会上大胆建议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一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决定于同年12月正式恢复高考。

这个突然的决定，让数百万被耽误了青春的青年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纷纷涌向报名点，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报考热潮。

高考中断的十一年间，中国社会积累了数量庞大的潜在考生群体。根据当时政策，不仅1966-1977届的中学毕业生可以报考，甚至允许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考。

这意味着十三届学生同时涌入考场，年龄跨度从15岁到36岁，出现了父子、师生同场竞技的奇特景象。报考人数最初预计可能达到2000万，后经各地区初试筛选，最终参加正式高考的仍有570万人。

关于1977年的高考试题“连小学生都会做”的说法，需要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审视。

的确，以今天的标准看，当年的试题更侧重基础知识考查。如北京数学卷包含因式分解、解方程等初中阶段内容;语文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看似平实。然而，这种“简单”是教育部门针对当时特殊国情作出的务实调整，而非真正的低标准。

特殊十年里，正常教育秩序被彻底打乱。许多学校停课，教师被下放劳动。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尤为严峻，有的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套课本，不少农村青年仅能背诵《毛主席语录》，数学停留在四则运算水平，物理化学知识几乎为零。

在这种普遍性的知识荒芜背景下，若按常规标准命题，绝大多数考生将无从下笔。

因此，所谓“试卷简单”只是相对于当时考生普遍低下的知识水平而言。对大多数长期脱离系统学习的知青和工农兵考生来说，即使是基础题目也构成了严峻挑战。教育部门降低命题难度，实则是无奈之举。

可不管怎么样，1977年高考最终录取率仅为4.8%，平均每29名考生中只有1人能上大学，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而导致这一极低录取率，也并非单纯的考试难度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高校资源严重不足，特殊十年期间，高等教育遭受重创，全国约300所高校中许多处于半瘫痪状态，师资流失，设施荒废。

原定1977年招生计划仅20万人，后经邓小平提议紧急扩招6.3万人(其中本科2.3万，大专班4万)，总数才达到27.3万。

即便如此，面对570万考生，录取率也只能提高到4.8%。当时高校普遍面临校舍不足的问题，扩招部分学生甚至推迟到1978年5月才入学，一些临时增设的大专班只能使用简陋校舍。

考生基数异常庞大是另一关键因素。由于积压了十三届学生，报考人数创下了当时的历史纪录。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城乡差距尤为突出，城市学校尚能维持基本教学，有经验的教师和教材相对集中;农村地区教育条件极其艰苦，很多学校连黑板和课本都稀缺，代课教师多由文化水平不高的本地人担任。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农村考生在起跑线上就处于劣势，录取学生中农民家庭出身比例仅11%左右，远低于1965年的47.05%。

还有特殊的一点，政审和附加条件也筛掉了部分成绩优秀者，刘源将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刘源将军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这样他才能获得高考资格，不然还继续留在工厂)

何况，从10月公布消息到12月考试，1977年考生仅有不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对大多数已离开校园多年的考生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残酷赛跑。

备考条件之艰苦今人难以想象，考生们四处搜寻幸存的老教材，甚至手抄油印传播。

黑龙江一位知青为借《代数》课本，徒步20公里雪路，冻掉两根脚趾;四川一位纺织女工白天看机器，晚上躲厕所打手电背政治题;广西一位农民用扁担挑着行李走三天山路赴考，成为全县唯一录取者。这些并非个别案例，而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

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可1977年高考的影响远超教育领域，它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步。

对个体而言，高考恢复意味着阶层流动的可能。27万幸运儿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刘震云、导演张艺谋、经济学家钱颖一等各界精英。即便未被录取者，也因这次考试重新燃起学习热情，许多人选择继续备考1978年高考。

对国家发展而言，77级大学生(1982年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各领域的核心人才。他们在80年代的价格改革、股份制试点、科技攻关等关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教育体系看，高考恢复带动了整个教育生态的重建。中小学教育回归正轨，1978年全国中学入学率比前一年暴涨30%;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重新得到重视;教育公平理念开始萌芽。

虽然当时的录取率极低，但它标志着中国教育重新走上了制度化轨道，为后来的高等教育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1977年高考试卷“简单”而录取率极低的现象，实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教育断层造成的知识匮乏，使得基础性试题也具有选拔功能;十余年积累的考生基数与有限的高校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注定了竞争的惨烈程度。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一个民族从文化荒漠中艰难复兴的生动写照。

今天，当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3年高考录取率超过90%时，回望那个4.8%的残酷录取率，我们更应铭记历史教训。

而1977年冬天的那场考试，不仅改变了无数个人命运，更点燃了一个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参考资料：

[1]刘海峰.1977年恢复高考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J].科学大观园

[2]登高,张亚群.1977年恢复高考背后的历史必然[J].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