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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靠什么活268年?

2025-06-23 09:53 来源: 搜狐 编辑:玖柒六 浏览量:0

01

清朝几乎吸取了历代所有中国王朝教训:

外戚干政:皇子从小从母亲那里带走集中养育,后宫家人是严格禁止进入紫禁城。

宦官专权:清代宦官严格控制数量和受教育水平,最严的时候只用文盲太监。

皇帝私生活混乱和身体健康不佳:从小皇子饿着养大,教育严格每天早起早睡,定期习武健身。

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皇家公主全部往蒙古嫁,公主构成对蒙古情报网络,盟旗制度严格控制各蒙古部落首领,外蒙晋商使用高利贷严格控制边缘蒙古部落物资。

游牧民族宗教:严格控制蒙古流传黄教和红教教权喇嘛和活佛阶层,皇帝兼任文殊菩萨,同为最高宗教领袖。

伊斯兰问题:汉地扶持老教和虎非耶教门门宦家族控制穆斯林,严厉打击哲合忍耶教传播,同时法律制度化歧视穆斯林,主动挑起汉回矛盾,让二者互相仇视。

新疆问题:新疆地区反过来扶持与哲合忍耶同出一门教的黑山派打击与虎非耶同出一门的白山派,强制取缔了新疆六城伯克家族世袭城主制度,改为民主选举伯克轮流坐庄制,互相一直斗夺取城主位置。

西藏问题:搞一种共和执政的噶夏制度,四噶伦协商执政,驻藏大臣监督,尤其严格监督活佛转世杜绝曾经出现的向蒙古贵族家庭定向转世的政治阴谋。

军事后勤和一线作战分离:吸取明朝教训,不同地区后勤都交给地方和专业后勤商人,清朝的军队规模就是彻底脱水的真实中国一线作战兵力。

军人职业化:清代是宋代之后第一次彻底职业化的部队,完全货币支付军饷,采用募兵,只是一般都世代家族继承。

大面积分散驻军的维稳系统:清代也是第一个做到百人规模部队大面积分散驻军的朝代,配合后勤分离,相比明代更不容易出现军队叛变,而且镇压民变速度更快,而起义军面对密密麻麻的驻军网络也更难以流动作战,白莲教起义就是被困死在这种防御网里。

02

清代选官制度也完善的,

官员要先做预备役(除了殿试一甲都是预备役)

预备役分二种,

第一种科举考进来的,分2类:

1、正常考一甲以外的进士和举人;

2、推荐来国子监上学考的举人。

第二种非考试进来的,分3类:

1、花钱买的;

2、八旗贵族和高官的子女荫官资格;

3、战功推荐的。

预备役排队流程

户部注册,按类排名:

按考进来-花钱买-荫官排队(战功或者花的钱多可以往前排队);

排队以后定期从排队的人名单里按顺序抓一把名单(皇帝可以说这里谁必须进来);

然后这把名单再放一起,为了防止腐败直接抓阄(掣签法,和西藏选活佛一样);

抓出来的再送户部审核按以下条件进行铨选:

1、回避:比如花钱买的候补的人不能去管钱的、管人的、管礼仪部门,不准回家乡当官;

2、年龄和身体:太老太残太丑太直接淘汰;

3、考核不合格,有历史污点的淘汰。

(皇帝这里也可以钦定)

这一步才开始可以腐败,花钱买考核官分官职:

按照记载,清代康熙以后候补官员达到20万,这些人基本没有工资。

于是,候补官员收入主要靠依附权贵或者自己经商等。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委派去帮忙实职做代理官员,可以通过这个向正式官员表现,争取未来可以得到上官青睐可以得到推荐(包括贿赂)。期间基本没有工资。

再说说清朝官员工资问题

清朝官员工资的特征:低基本工资+非正式国家补贴+半合法化制度化的灰色收入;

低基本工资:明清一系一直奉行低工资待遇,按大米计算知县收入购买力:

清代月收入3.75两,折合大米2.51石,清代单位折合现代单位200.8公斤大米;

宋代月收入32.4贯,折合大米54石,宋代单位折合现代单位5238公斤大米。

宋代知县月收入购买力是清代2086倍,要知道宋代还是赵匡胤执行强干弱枝后的地方政府,换唐代只会更高。

有人说了,清代知县还有其他收入,宋代的收入包括了实物粮食补贴(禄粟)和官田食物粮食补贴(职田)。

这就提及另外一个概念,清代的非正式国家补贴。

非正式国家补贴:即火耗归公后,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合法抽取一定比例,以养廉银的名义发的补贴。

火耗归公实际是清朝中央政府强化地方财政控制,要求完全统计所有税收收入,再把原来地方可自主分配收入控制在中央手上。

还是刚刚说的清代知县收入,知县平均下来每月有100两养廉银收入,就是67石大米,就是1826公斤大米,加上基本工资的2.51公斤就是1879公斤大米,如此算下来大约是宋代知县收入的38%。

而且特别说明一点,养廉银属于非正式国家补贴,皇帝是可以随时停了这个东西用来弥补其他地方用度,比如乾隆年间一旦地方遇到战事立马停止发放改用到支持战争。

所以为了维持官员体系的正常运行,又形成了半合法化制度化的灰色收入,逼着大家去贪污。

以补贴公务为名允许下级向上级贿赂,

冰敬:夏日防暑补贴

炭敬:冬日取暖补贴

别敬:见面和外任补贴

棚规:外出补贴

到任规:新官上任补贴

清代从来不追究这些官员的钱哪里来的,但是一旦皇帝要收拾谁了,马上会让人顺着这些孝敬资金严查,查贪污。

查出来了也不用怕,赔钱吧,于是有了赎罪银,而且制度化:

绕过司法:军机处直接处理,不走刑部司法处理;

明码标价:什么官员交多少钱都有定价;

灵活支付:养廉银分期支付或者山西商人借贷都行;

不分官民:官民商都可以来交;

预付顶罪:提前主动认小罪交大钱可以豁免大罪。

03

说说清朝大规模分散驻军维稳网络系统“汛塘体系”。

清代的分散驻军策略以“小而密”的汛塘体系为核心,通过将绿营兵力分解为数百人规模的驻防单元,形成高密度的控制网络,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态监控与快速反应。

这种布局的本质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缩短军事干预半径,将民变扑灭于萌芽状态。

汛塘体系的精细化网格化

1. 基层单元的微型化

绿营的最底层编制为“汛”,通常由千总、把总率领,兵力多在50-200人之间。

例如,云南元江营下辖的他郎汛驻军120人,其他汛如猪街汛、马鹿汛等多为数十人。

广东三县的汛塘驻军更呈现“碎片化”特征:开平县长沙汛驻军20人,黄涌汛仅6人;

恩平县的纳抚营虽有千人,但分散到各汛后,每个汛塘平均仅43人。

这种微型化布局使驻军点密度达到“五里一汛、十里一塘”的程度,如云南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前设有354个汛和1991个塘,几乎覆盖全省所有州县。

2. 战略节点的网格化覆盖

汛塘选址注重控制交通要道、关隘和人口密集区。

例如,云南元江营的汛塘沿茶马古道分布,他郎汛扼守普洱段要道,既是军事据点,也是贸易监控点;

直隶省的绿营在马兰镇、泰宁镇等战略要地设营,每个营下辖多个汛,形成“以营控汛、以汛制地”的网络。

这种布局使清军能够快速响应区域内的异动,如乾隆年间甘肃石峰堡之变中,分散的汛塘虽未能阻止叛乱爆发,但为后续主力集结争取了时间。

快速反应的制度保障

1. 垂直指挥与跨区协作

绿营实行“总督-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十级指挥体系,汛塘直接受上级营、协节制。

例如,云南元江营的汛塘归普洱镇总兵统辖,遇紧急情况可通过驿站系统在24小时内传递军令。

同时,清廷建立“邻汛协防”制度,规定相邻汛塘须互相支援,如广东某汛遇警,周边三汛须各派20人驰援。

2. 情报传递与预警机制

汛塘承担侦察、巡逻和情报收集任务。例如,云南汛塘兵丁每日巡查辖区,通过“塘报”系统向督抚衙门传递治安动态;直隶省的汛塘还设有“望楼”和“烽火台”,遇警时以烟火为号,实现“一处有警、八方响应”。

这种机制在镇压小规模民变时尤为有效,如咸丰四年(1854年)安化民变初期,绿营把总刘本立率汛兵迅速抵达现场,虽未能完全控制局势,但为后续调集府兵争取了时间。

实际效果与局限

1. 小规模民变的遏制

分散驻军在应对局部骚乱时表现出较高效率。例如,乾隆年间湖北白莲教起义初期,分散的汛塘兵丁通过“搜山清野”战术,成功将多股小股势力扼杀于萌芽;广东沿海的汛塘在嘉庆年间多次击退海盗袭扰,保障了地方安全。

这种“蚁群战术”通过密集的驻军点形成“治安真空”,使民变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

2. 大规模危机的局限性

当民变升级为区域性叛乱时,分散驻军的缺陷便暴露无遗。

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广西绿营的汛塘体系因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无法阻止太平军壮大,最终依赖曾国藩的湘军等地方武装才扭转战局。

此外,汛塘兵丁长期驻守偏远地区,缺乏训练和补给,导致战斗力低下。如云南元江营的汛兵“多为老弱,器械锈蚀”,面对石峰堡叛军时几乎一触即溃。

3. 财政与社会成本

维持高密度汛塘体系需耗费巨额资源。以直隶省为例,绿营兵力约3.8万人,分布于59个营和数百个汛塘,每年军费占全省财政支出的40%以上。

这种负担最终转嫁到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此外,汛塘兵丁及其家属长期驻扎,形成类似军户群体,与当地居民争夺资源,反而成为民变诱因之一。

例如清末西北回变诱因之一,就是绿营回兵和本地汉民因为抢夺竹子演变成了仇杀。

历史启示与制度遗产

清代分散驻军的设计,本质是传统农耕文明应对疆域治理挑战的权宜之计。

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空间分割与军事威慑,将基层社会纳入中央控制体系。

这种策略在维护王朝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了传统军事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技术瓶颈:缺乏近代化通讯和运输手段,导致分散驻军的协同效率低下;

治理悖论:过度依赖军事威慑,忽视社会矛盾疏导,反而激化官民对立;

制度僵化:汛塘体系一旦成型便难以调整,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需求。尤其绿营从野战部队均为类警察队伍丧失国防功能就看的出来。

至晚清,随着湘军、淮军等近代化军队崛起,绿营汛塘体系逐渐被淘汰。但其“以点控面”的治理思维,仍深刻影响着对边疆与基层社会的管控模式。例如后世保甲制度和基层治理网格化,均可视为这一理念的延续与革新。

清代的分散驻军策略,是传统王朝在技术条件限制下的理性选择。

通过将军事力量分解为微型单元并广泛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清朝“维稳”目标。

04

再说说清朝管控藏传佛教定向转世问题。

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十三世纪中叶白教的噶玛噶举派。

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活佛拥有较高政教地位和庞大经济利益,一些势力为谋取私利,操控活佛转世,出现了定向转世等乱象。

具体情况如下:

俺答汗后代被定向转世: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晤后,格鲁派与蒙古土默特部联系密切。

三世达赖圆寂后,格鲁派为借助蒙古势力,俺答汗家族为巩固自身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将俺答汗重孙云丹嘉措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这是典型的政治与宗教相互作用下的定向转世。

六世班禅家族相关乱象:

六世班禅时期,其家族中多位成员成为活佛。

六世班禅的哥哥仲巴呼图克图掌管扎什伦布寺财物,十世夏玛巴活佛却朱嘉措与六世班禅是同父异母兄弟。

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仲巴呼图克图独吞财物,却朱嘉措因未分到财物,勾结尼泊尔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抢劫扎什伦布寺,这体现了活佛转世被家族势力操控所引发的严重后果。

噶尔丹转世为温萨活佛:

噶尔丹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

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为扩大势力,与噶尔丹父母建立了深厚友谊。1643年,第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札木措圆寂前,称将借助噶尔丹母亲的身体投胎转世。

次年噶尔丹出生,便袭承了温萨活佛世系,成为第四世温萨活佛。

噶尔丹9岁时,就以“四世温萨活佛”的名义向清帝派遣使团,后还在西藏跟随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学习佛法。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转世争议:

仓央嘉措被认定为六世达赖喇嘛后,受到拉藏汗等势力的反对。

拉藏汗向康熙皇帝奏报仓央嘉措“沉溺酒色,不理教务”,并非真正的达赖转世灵童。

康熙皇帝下令将仓央嘉措押解进京。

此后,拉藏汗另立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但西藏僧俗民众大多不承认其地位,引发了关于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争议,这背后实则是各方政治势力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博弈。

章嘉活佛转世系统中的乱象:

在历史上,章嘉活佛转世系统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

部分地方势力为了掌控这一重要的活佛系统,获取宗教和政治利益,试图干预转世灵童的认定。

他们通过贿赂相关人员、操纵宗教仪式等手段,企图让符合自己利益的人选成为转世灵童,使得章嘉活佛的转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宗教仪轨,出现了定向转世的嫌疑。

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相关问题:

哲布尊丹巴活佛是漠北蒙古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

清朝时期,一些蒙古贵族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与部分寺庙上层勾结,在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过程中施加影响。

他们试图将转世灵童限定在自己家族或相关利益群体范围内,以实现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结合,这种行为破坏了活佛转世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为解决这些活佛转世中的乱象,1793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和法制化轨道。

此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活佛转世事务,有效维护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正常秩序。

05

说下金瓶掣签制度

1、秘密寻访“转世灵童”。

所谓活佛转世,简单地讲就是当高僧大德圆寂后,地方上层统治者首先会同一些著名寺庙的“赤巴”(方丈)磋商,根据该活佛生前的一些暗示或预言等线索,按照一定的宗教仪轨,到圣母湖观看显影;

请大喇嘛、巫师祈祷、占卜和降神等,预卜转世灵童出生的地域特征、村落、周围山水景象、父母姓名、家庭概况等线索,而后由西藏三大寺派人分赴藏区各地秘密寻访转世灵童。

2、辨认前世活佛器物。

将前世活佛使用过的法器等物与其他人使用的物品放置一起,例如眼镜、银质铅笔、念珠、象牙手鼓等,请寻觅到的数位有灵异特征的幼童辨认,根据他们辨认物品的准确程度筛选之。

除外,还要进行身验,观察幼童身体是否有不同于凡人的奇异征兆,例如大耳宽眼、眉毛上翘、身上有虎皮斑、海螺纹等。

3、实施金瓶掣签。

1792年,清廷下令整饬活佛转世制度,废除了“吹忠”(护法神)指认转世灵童的做法,改行金瓶掣签。即将3-4名转世灵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象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喇嘛祈祷七日,然后由驻藏大臣等人主持,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筛选正式认定。

此外,清政府还于雍和宫另设一金瓶,当漠南、漠北蒙古及东北的盛京(沈阳)、中原的北京、五台山、承德等地藏传佛教寺院的高僧活佛转世时,其灵童的认定由理藩院尚书主持掣签,过程同上。

4、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位。

掣签完毕,由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尚书将所认定的灵童名字、年龄、家庭出身等结果,及时准确地禀报朝廷,请求中央政府的批准册封后,使之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该前辈活佛的合法继承人,并昭示天下善男信女。

5、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

选定良辰吉日,届期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尚书莅会主持并致辞祝贺,各地活佛大德也会云集拉萨或北京拜谒欢庆,敬献礼品。

转世灵童则升座法床,接受朝贺,正式启用前辈活佛的名号和金印。

此后转世灵童也将接受漫长的经学教育及诸方面知识的专门培养。

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一直实施到民国年间,既为历代中央政府所坚持,又为藏传佛教界广大僧侣所拥护,成为不可更逾的认定蒙藏地区活佛转世灵童的历史定制。

据统计,此制度延续了二百余年,仅西藏地区就有格鲁、噶举、宁玛三个教派的39个主要活佛系统70余名活佛是经过金瓶掣签而继承佛位的。

这坛浆糊里

没人民

也没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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