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苏超”去读城｜“盐在扬州漕在淮”，扬淮何以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数百年？

“苏超”第九轮，扬州将在主场迎战淮安。扬州和淮安，这两座依傍运河、一衣带水的古城，曾一度“双控”明清两朝的国家经济命脉。照理说，大运河作为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经济大动脉，沿线的码头城市无不重要，可历史为何偏偏选择扬州和淮安，分别成为对一国经济来说最为重要的盐业和漕运中心?

因“两淮盐利”而盛

在今天扬州市政府东大院的东围墙处，有一座古代的府衙门厅遗迹，这就是在明清两代执掌着一国盐业的两淮盐运使司衙署所在地。两淮盐运使司当年管辖盐业最为发达的两淮盐区，承担着盐政管理、税收征缴等核心职能。和《长安的荔枝》中的荔枝使不同，明清两淮盐运使大权在握，是人人挂念的“肥差”。明清富甲一方的扬州盐商想要从朝廷手中获得经营盐业的特许权，必须找盐运使疏通审批。最为鼎盛的清代，两淮盐运使还兼管地方文化事务，如盐运使卢雅雨就曾主持编纂《扬州画舫录》，组织红桥修禊活动。

扬州成为两淮盐运使司驻地，核心原因在于这里是两淮盐区的产销枢纽。两淮盐区包括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是中国古代产量最高、质量最优的盐区之一。“淮盐”闻名全国，这里的海盐通过晒制或煮制即可获得，成本低、产量大，占当时全国食盐销量的近一半。两淮盐区不仅产量大，对盐商来说更是获取暴利的福地。古代盐业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且严厉打击私盐。所以，盐商只要取得特许经营权，便能躺着赚钱。扬州城里的盐商生活奢靡，富可敌国，顶峰时期，清廷收取的两淮盐税年收入就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明清盐业中心选择在扬州，不仅因为两淮盐区盐利高，这里的交通水陆交通也更适合贩运。扬州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通过运河与长江，北可抵淮安、北京，南可达苏南、浙江，向西可经淮河支流深入安徽、河南。所以，扬州盐商实际上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从盐城、泰州的沿海盐场收购食盐后，运至扬州经过官方验盐、纳税、发引，便可分运各自耕耘的外地盐市，扬州因此成为两淮盐的“总仓库”和交易中心。

因为扬州的“营商环境”极佳，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都汇集于此。今天的扬州广陵古城南河下古街上，仍留存着湖南、湖北、山陕、岭南等众多外省的盐商会馆，来自安徽的盐商更是在扬州经营了几代人，是实力最强的商帮。

因“运河咽喉”而兴

扬州成为明清盐业的中心，而古代王朝另一大重要物资——漕粮的物流中心，则设在了扬州之北的淮安。南粮北运，一直是历代王朝巩固政权、维持国家经济运转的头等大事，大运河作为内陆唯一的南北运河，则一直是古代王朝的“生命线”。

如今，坐落在淮安市淮安区古城里的总督漕运部院，还保留着过去的模样。这是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唯一机构。总督漕运部院为明清漕运总督的官衙，该机构不仅管理漕运，还兼有巡抚的职能。因为漕运事关重大，漕运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明景泰年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史可法、琦善、穆彰阿、杨殿邦等明清著名人物都曾任漕运总督在此办公。漕运总督权力显赫，部下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可达270多人，并且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

运河上处于交通要冲的古城众多，比如扬州、徐州、济宁这样的几省通衢之地，为何将漕运总督官衙设在离运河江北起点才100多公里的淮安呢?

原来，淮安正好处于运河与淮河交汇的关键位置。京杭大运河在淮安段面临两大挑战：在这里淮河与运河交汇，淮河水量大、水位不稳定，与运河的衔接需要如清江浦、洪泽湖大堤等水利工程调控水位，从而确保漕船顺利通行;“苏超”淮安队队徽显示，淮安是“南船北马”的分界点，因为淮安以北的运河水位较低，漕船需通过多道闸口逐级提升才能通行，所以，部分南方漕船需要在这里换作陆路运输继续北运，作为船马换乘点，需在淮安协调船运、仓储、驳运等环节。

自然条件所限，到了淮安，漕运不得不“放慢脚步”，所以，不如就将漕运管理机构设在这里，以监督提高漕运的效率。漕船从江南运粮北上时，需在淮安靠岸，官府检查漕粮质量、数量，漕船补充淡水、食物等待过闸。淮安设有漕船造船厂，吃水浅的南方漕船，可以在这里换用更坚固的“北船”，继续北上。

在明清两代，淮安成为漕运、河务、盐政和税收的交融之地。在淮安执掌漕运的明清漕运总督共262任，1790余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都归其节制，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淮安的常盈仓作为沿运大型漕粮中转仓，常蓄150万石粮食，堪称天下粮仓。清代政府每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银子，其中5000万两是通过漕运完成的。而淮安城也因此兴盛，与杭州、扬州、苏州齐名，被誉为运河上的四大名都。

皆因经济转型而衰

虽然，扬州和淮安在明清两代掌握着一国经济命脉，但当时代的变革来临，过度依靠单项经济职能的两城，皆没入了历史车轮掀起的滚滚红尘之中。

1832年，清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命两江总督陶澍拟定新的两淮盐务章程，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了由大盐商垄断的特许经营体制。至此，无论何人、资本多寡，只要照章纳税都可以领票运盐贩卖。政策一出，扬州盐商过去赖以牟取暴利的“盐引”(两淮盐运史司颁发的运销特许证)一夜间成了废纸，加上朝廷还对垄断经营的大盐商课以重税，云集在扬州的盐商集团，迅速走向没落。扬州城内赖以为继的各类服务业也因没了服务对象，逐渐萧条。

与此同时。1855年黄河改道冲毁了大运河航道，运河运输受阻后商客纷纷改为海运，扬州丧失了内河运输的枢纽地位。最为关键的是，1905年沪宁铁路、1908年津浦铁路先后开建绕开了扬州，将扬州彻底排除在了近代最先进的物流通道之外。各种因素汇集，近代百年以来，扬州在全国经济版图上迅速暗淡。

淮安的衰落几乎与扬州同步。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扬州、淮安成了战场，漕运线被切断。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大部分南方漕粮改为银钱征收，以支持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剩余部分则委托商船通过海道进行北运。

此外，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山东段逐渐废弃，漕运逐渐转向海路。加上，漕粮折征款项渐渐被湘、淮军阀及地方势力所掌控，并未上交至朝廷，更加速了依赖中央政府统一调度的漕运的衰落。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渐接管了剩余的漕运业务，这使得漕运的规模大大缩小，并从原先完全由政府组织和经营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出资、商人承运的新模式，与一般商业运输无显著差异。这标志着传统的漕运制度已走向终结。

1901年，清政府最终下令停止运河漕运，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仅保留了十余万石的宫廷用粮。到了1904年，撤废了漕运总督的职位，漕运彻底结束。作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的淮安，至此结束了历史使命，回归到了普通沿河内陆城市的位置。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晨 文/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