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飘雨的日子》——金立安先生诗集读后琐记

近日得闲，捧读金立安先生的新诗集《飘雨的日子》。窗外有雨，淅淅沥沥，恰应了书名。这本集子收了他多年来创作的精品，从青春时代的试笔之作，到退休后的沉思之篇，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四十年的光阴，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读罢掩卷，觉得先生的诗行里藏着答案：那是一颗心从激烈到从容的蜕变，是一双眼从向外凝视到向内观照的转折，是一支笔从书写案件到书写灵魂的升华。我非专业评论者，只是先生的文友，素日里得过他许多指点。如今写下这些读后点滴，不敢称评，只当是向先生交的一份作业，权作对一段诗缘的感念。若能有几分会心处，便是我的幸运了。

一、善推理以辨析，应岁月以观照——用公平推理逻辑完成时空叙事与理性观照

曾经身着法袍的书写者，手中握过的不仅是法典，更是人间烟火淬炼过的公正之尺。当这支笔从判决书转向诗稿，那份深植于职业本能的理性并未消散，反而成为其诗学世界中独特的光源——以法心观岁月，以法官独有的公平推理逻辑，梳理过往与当下的内在关联，在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中，完成对时代与人生的深度叩问。 翻开《飘雨的日子》，扑面而来的不是技巧的炫示，而是一种沉静的气息。这气息源自诗人特殊的职业履历：在法庭上，他习惯了倾听、辨析、裁断。回到诗行间，这种倾听转化为对记忆的深度勘探，辨析转化为对情感的精准拿捏，裁断则升华为对过往与当下的和解式观照。《祖屋》一诗，正是这种观照的典范。诗的第三段出现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象：“长在屋前的老槐树 / 不厌其烦地指明 / 通往都市繁华的方向”槐树指明方向，这是童话的语法。而“不厌其烦”四字，却透露出复杂的心绪：是故乡在催促远行?还是记忆在反复提醒来路?诗人不作裁断，只是呈现。这种克制，正是法官的职业修养——让事实说话，让意象自明。十六岁写下的《小鸟飞》，已然埋下了一种精神求索的伏笔：“在晴朗的白云下面 / 在无边的原野之上 / 有一群小鸟 / 正向着远方飞翔”三个空间意象——“白云下面”“原野之上”“远方”——构成一个向上的、开放的坐标系。少年站在原野，目光却追随鸟群飞向天际。这种“望着那鸟群远去的后影 / 勾起我长久的思量”的姿态，恰是诗人一生的隐喻：他始终是那个站在故土上眺望远方的少年，只是后来，远方变成了故乡，故乡也成了远方。而在《八月廿六日祭》中，理性的堤坝终于被情感的潮水冲开。最动人的，是诗中那个近乎执拗的假设：“我当您出远差，何时能再回头 / 我当您出远差，我有话要诉说”。两遍重复，如泣如诉。这是理性的自我欺骗——用“出远差”来解释永别，用“再回头”来对抗绝望。法官一生都在寻求确定的答案，死亡却给出了无法辩驳的终审判决。诗人没有上诉，只是在诗行里一遍遍陈述，让泪水成为最后的证词。在诗行里，他用法官的理性平衡情感的偏向，让过去的温暖成为照亮现在的光，让现在的变迁成为诠释过往价值的注脚。这种兼具法理思维与诗性温度的书写，让怀旧不再是沉溺，让观照不再是偏颇，在过去与现在的逻辑对话中，完成了对生命、乡土与时代的深刻诠释。

二、寓文化以润心，供情绪以安放——华丽转型后的文化书写与精神供给从司法战线走向文化阵地，诗人的创作完成了从理性裁判到心灵滋养的温柔转向，其诗歌精准契合新时代文化工作者，以文育人、以文润心的核心功能，在文字间构建起可供安放情绪、舒缓心灵、治愈精神的诗意空间，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中最细腻、最动人的个体表达。《诗与梦》中写到青春与理想的激烈碰撞：“我写过一首诗 / 赞美那灿灿的世界 / 那里，留下我幽幽的梦”。开篇便是一个完整的寓言：“灿灿的世界”是向外投射的光明，“幽幽的梦”是向内收敛的私密。诗人用一对矛盾的形容词，勾勒出青年面对世界时的双重姿态——既有投身的渴望，又有守护的矜持。《读书的日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捧一本书 / 把玩一串文字 / 让思绪慢慢相拥 / 沉浸入境”“把玩”二字用得极妙——这不是青年时代的“探究”，而是历经沧桑后的“品玩”。前者用力，后者用闲;前者求果，后者赏味。而“让思绪慢慢相拥”更是写尽了中年之后的从容：思绪不再是奔跑的烈马，而是可以相拥的旧友。《在文字中旅行》，则将阅读的体验推向更深的维度：“在文字中游走 / 谁说不是一场旅行”诗人用“游走”而非“阅读”，暗示了一种身体的参与感——文字不只是被眼睛扫描的符号，更是可以被身体穿行的空间。这种空间感在下一节被充分展开：“绕过文字的背面 / 撬开隐藏的人生密码”“背面”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词。文字有背面吗?有的。正面是约定俗成的意义，背面是未被言说的秘密;正面是公共的语法，背面是私密的记忆。这种进阶，正是文化工作者最核心的“精神供给”：他不再急于告诉读者什么是对的，而是邀请读者在文字中慢慢游走;他不再用判决书式的语言裁决生活，而是用诗性的目光照亮日常。当读者在“冬日阳光的尾巴”里认出自己的温暖，在“横平竖直的森林”里找到自己的路径。

三、怀仁心以咏志，融万物而抒怀——退休后的博爱书写与诗意担当

退休之后的诗人，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创作井喷期。《飘雨的日子》中相当数量的佳作，都写于这个阶段。如果说法官时期他学会了克制，文化工作时期他学会了浸润，那么退休之后，他收获的是一种更为珍贵的品质——松弛。松弛不是松懈，而是不再用力过猛地证明什么，不再急于抵达某个预设的终点。诗行之间多了留白，意象之间有了呼吸，目光所及皆是可入诗的风景。《燕子矶抒情》写于2024年秋，是一首在时间纵深中往返穿梭的力作。开篇即是千古之问：“一只燕子蛰居江边 / 凝结成一堆俏丽的石头”燕子矶是南京的胜迹，乾隆帝曾题“万里长江第一矶”。但诗人无意复述这些公共记忆，他选择了“蛰居”和“凝结”两个动词——前者让燕子有了生命，后者让生命回归了石头。这一开一合之间，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也是诗人对时间的独特理解：所谓名胜，不过是时间在某处打了个盹，把自己睡成了石头。第二节出现了极具个性的诗句：“任时光用锋利的刀刃 / 把燕子古拙的形象打造”“锋利的刀刃”与“古拙的形象”形成一对张力：时光既是雕刻家，也是刽子手;它塑造风景的方式，是不断地削去、凿掉、磨平。而诗人站在此刻，“耸起想象的翅膀用力远眺”——他想看见的，不是眼前这座石头燕子，而是那只曾经飞过的燕子。《九荷塘冬韵》是在空间的开阔处铺展。 “五百亩荷塘蜷曲成篆”这一句尤其精彩：枯荷的枝茎交错，确实像极了篆书的笔画;五百亩荷塘，就是摊在大地上的五百亩古帖。那些“黑瘦的筋骨戳破天空”，戳破的不仅是物理的天空，更是我们对荷花的刻板想象——荷花不必都是红的白的粉的，也可以是黑的瘦的枯的;美不必都是绽放，也可以是凋零。 “蜿蜒的栈道通向前方 / 荒芜的诗句在尽头打转 / 只有渔者在岸边筹划 / 把萧瑟织进丝网 / 打捞水底的一片春光”“荒芜的诗句”呼应着“五百亩荷塘”——诗句也可以荒芜，像冬日的荷塘一样。而渔者的出现，给全诗带来了转机：“把萧瑟织进丝网 / 打捞水底的一片春光”。萧瑟是可以织成网的，春光是可以打捞的——这不是现实的渔者，是诗人心中的渔者。他知道冬天深处藏着春天，枯荷底下睡着莲藕，荒芜尽头就是萌发。《纸牌》是一次更深的内省，一次对家族记忆的考古。诗是这样结尾的：“她用心买过一副纸牌 / 说要带到阴间玩耍 / 后来那副纸牌 / 放进了装她骨灰的匣子里。这是全诗的高潮，也是整部《飘雨的日子》中最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诗人用最素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最深的秘密：外婆为自己准备的陪葬品，不是什么贵重器物，只是一副纸牌。她要带去阴间的，是她生前唯一的娱乐，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她“演绎得平实分明”的一生。而“后来那副纸牌 / 放进了装她骨灰的匣子里”——这个“放”的动作，是家人对外婆的成全，也是诗人对外婆的告别。纸牌与骨灰同在，生前的游戏与死后的安宁同在，这是何等的温柔与慈悲。从法官的公正，到文化工作者的润心，再到退休后的博爱抒怀，金立安先生的创作轨迹是一条不断拓宽、不断深化的精神之路。他不再需要用法官的理性来平衡情感的偏向，因为情感本身已经足够厚重;他也不再需要用服务者的意识来贴近读者，因为诗歌本身就是最好的桥梁。他只是写，写他看见的燕子矶、他触摸的枯荷、他记得的外婆。而在这些书写中，一个更完整、更温润、更通透的生命图景，悄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或许就是退休给予诗人最好的礼物：当一个人不再被职业身份定义，不再被社会角色束缚，他终于可以成为他自己。而当他成为他自己，他的诗也就成了所有人的诗——因为最个人的，往往也最普遍;最私密的，往往也最动人。雨还在下。窗外的水汽氤氲成雾，将远山近树都晕染成一幅水墨。合上《飘雨的日子》，仿佛刚刚结束一场漫长的对谈。对谈的对象，是四十年前那个站在原野上眺望鸟群的少年，是法庭上那个手持法槌的法官，是文化系统里那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默默耕耘者，也是退休后那个在荷塘边、在燕子矶、在外婆的纸牌里流连忘返的诗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又不尽相同。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同的痕迹，诗歌将这些痕迹一一收纳、沉淀、结晶，最终成为这本薄薄的诗集。诗集虽薄，分量却不轻。每一首诗都是一滴雨，落在时间的湖面上，漾开一圈涟漪。有些涟漪荡得很远，触到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故乡的祖屋、母亲的离去、青春的理想、冬日的暖阳;有些涟漪只在内心深处回旋，只有诗人自己听得见那细微的回声。但无论远近，这些雨滴都来自同一片云，同一片天空，同一颗真诚的心。我认识的金立安先生，平日里话不多，待人却极诚恳。他在诗词协会为诗友们服务，从不计较分内分外;他写诗作文，从不追逐时潮，只写自己真正想写的。这种诚恳，在今天的文坛上已是稀罕物事。而他的诗，恰恰是这种诚恳的最好注脚——不炫技，不矫情，不故作高深，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景，一一说给我们听。听完了，还想再听一遍。这大概就是好诗的标志吧。是为读后琐记，谨向金立安先生致敬，并祈《飘雨的日子》能遇更多的知音。(王传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