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越“成功”，孩子越空虚？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意义危机

继“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将写作对象投向那些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甚至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完成了这本《要有光》。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孩子的困境，梁鸿三年间走访了超大城市、中等滨海城市、县城、农村，走进了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去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处境与内心。

她在书中写道：“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无法走进学校。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学校、社会。”

不能忽视的现代课题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认知里，父母的爱总是无私的，每逢出现代际冲突，“孩子不懂事、不感恩”会成为许多人的固定结论。

但实际上，不少中国父母对“爱”的理解是浅层化的，或者说是“物质化”的。在批评孩子时，他们动辄会搬出那句“我辛辛苦苦工作，给你吃给你穿，你却如何如何”，这恰恰暴露了“物质化”的思维模式，往往对孩子造成巨大困扰。

书中一位采访对象雅雅就表示：“父母都是‘70后’，是从经济落后的时代过来的，能解决生存问题就非常有成就感了。他们的成长一直是这样，整个时代的需求都注重在物质方面。但是，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比较丰富，我们渴望获得价值，希望自己做些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要有光》中还写道：“父母这一代能挣来钱，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了。但是，青少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父母要求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并且，当孩子这样想的时候，家长往往会嗤之以鼻，会批评孩子幼稚，完全否定孩子的思想。”

所以，学习压力并不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根源，而是存在的危机与意义的缺乏制造了这样的局面。在这一点上，教育资源丰沛的北京海淀区和小县城是一样的。

书中描述的几位海淀家长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沈春。她说，在儿子万小健出生之后，自己就像被什么力量裹挟进去，直到儿子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她才像突然被重锤击中，看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

沈春发现自己仿佛一直陷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中，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学校、老师、家长、朋友、视频、宣传语构造出一个有魔力的空间，让她以及无数家长深陷其中。

其实，这个困局并不难被发现，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适应社会”的过分强调，使得“从众”成为主流选择。正如沈春所说：“不知道怎么就编织出一套东西来，逻辑很严密，如果你不沿着这个轨道走，你就是失败了。”

沈春的孩子其实相当优秀，活泼、幽默，作为班长始终热心服务同学，几乎全票当选优秀毕业生，只是成绩不够出色——这个“不够出色”，指的是能够考上北京最出色的高中之一的实验班，但不足以像其他同学那样考上北大、清华。

但可贵的是，沈春的孩子始终有未被过度的应试教育污染的一面，他的作文经常扣分不少，因为孩子想更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恪守常规。可是，尽管孩子的文字有灵性、有思想、有逻辑，但在考试中，分数显然并不理想。

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基本正常认知的家长，沈春往往会陷入分裂：一方面知道孩子才是对的，一方面又希望孩子能够符合考试的“规范”。沈春就反省道：“我们这些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很优秀，但是依然要求我们的孩子那样做去得高分。”

当然，海淀区的孩子会有更多选择空间。沈春的孩子没有考上清华、北大，但仍然可以出国留学。国际学校的老师认为沈春儿子的情况非常好，但真正有问题的是沈春，全身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焦虑。

许多中国家长就是这样，以爱之名，做很多错误的事情。

这其实反映出家庭内部交流的无能和匮乏。“有许多父母不知道怎么与孩子对话，一张嘴就是连讽刺带挖苦，并为此找很多理由。但这些都是借口，耐心的缺失实际投射出一种父母自视为‘权力者’的潜意识，父母其实是以‘上位者’的姿态与孩子相处。”

同时，巨大的代际差异也会带来认知的差异。“父母的成长环境告诉他们，软弱和脆弱是不被允许的，扛过去就行了。他们本身就不能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脆弱，一旦碰上孩子产生这样的情绪，就开始‘无能狂怒’，却忽视了孩子成长阶段必经的痛苦。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现代课题，涉及我们对人之为人议题基础性的理解，改善它还需要父母诚实地面对自己。”

一个经验失效的时代

梁鸿通过调查发现，有些孩子是从小条件优越、个人表现也极其优秀的天之骄子，有些是小镇做题家的下一代，有些是从小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但他们无一例外“生病”了，他们的父母也无一例外地很晚才发现孩子病了。

最糟糕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还有大量家长认为心理病不是真正的生病，而是孩子“娇气”“矫情”“没事找事”。在网络上针对孩子心理疾病的话题和报道中，评论区充斥着“打一顿就好了”“就得让娃去地里干几天活”等简单粗暴的言论，梁鸿因此慨叹：“有时，我们真的太无知、太狂妄了。”

在梁鸿看来，太多的家长依然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经验去教育孩子。但时代变化了，这是一个经验失效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常识、事实和科学就变得异常重要。《要有光》中作者探访了一位名叫张殊的医生，她发现虽然每个学校都配备了心理老师，但真正能完成心理咨询的不多，多半只是挂名和接受过几次培训，无法真正帮助学生。

但偏偏青春期本就是精神疾病的爆发期，人在这个时候开始自我觉知、觉醒，有个人意识，要求独立、尊重，追求活着的意义，存在各种内心冲突。所以张殊发现，在中国现行教育机制下，“那些自我发展比较好、自我意识比较强的孩子，发病率往往比较高，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当现实与之冲突就会感觉非常痛苦”。

张殊在治疗中发现，父母的外在要求和孩子的内在要求是断裂的，彼此连接不上，这导致孩子非常不稳定，情绪要爆发，父母却觉得他们在无理取闹，甚至很多父母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感知，这是最常见的局面。

许多家长都是从学历红利时代走来的，他们往往容易忽视毕业也可能失业的现实。张殊认为：“比学历更重要的是内在自我的建立。支撑你走完漫长一生的不只是你的知识，还有你的内在自我是不是足够稳定。但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推着拽着一刻都不得闲的中国孩子，很难有自我意识和内驱力。家长总是会拿社会上的成功案例来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并由此要求孩子，他们首先考虑的从来不是孩子的身心健康。”

也就是说，孩子内驱力的失去，是因为父母的内驱力太大，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学习只是为了父母，各种安排(上学、补习等)都没有自主性，无法感受到“我”的存在，完全被物化。梁鸿认为，中老年人应该重新看待自己的孩子，动辄以“过来人”自居，往往是将已经失效的经验套用在孩子身上，造成矛盾甚至悲剧。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用开放的思维去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理解子女。

“忙”并非理由

在写作《要有光》的过程中，梁鸿也意识到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中的缺位。她见到许多在痛苦中无法解脱的孩子，为了孩子焦头烂额甚至歇斯底里的母亲，却很少感受到父亲的存在。甚至在一些案例中，孩子已经濒临绝境，父亲却仍然逃避责任，或者武断粗暴地无视孩子发声的权利，无视孩子的求救，反而继续进行伤害。

这当然有传统的客观因素，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里，男性被默认承担了更多家庭经济压力，也习惯从家庭中抽身出来。但事业与孩子并非对立，父亲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不缺位，“忙”并非理由。更何况，在采访案例乃至整个社会中，母亲往往既要在职场拼杀，又要承担家庭责任，身心俱疲，在“自我牺牲”心态中不敢有任何懈怠，这种“一个人的战争”不仅造成了自身的压力，也让孩子不堪重负。

事实上，在大多数案例中，孩子对父亲的缺位都十分敏感，呼唤着自己忙于工作、忙于应酬甚至仅仅是忙于玩乐的父亲。

梁鸿认为：“那些类似于‘我为了你怎么样’的话，是很多母亲无意识地脱口而出。因为伴侣在孩子这个问题上的缺席，她们确实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只能把全部精力给到孩子，也很难让自己有所成长。可只有当一个母亲跳出‘一切为了你’的桎梏，不再以孩子为人生唯一的意义，她才能以更平和、充盈的状态陪伴孩子成长。”

同时，父亲也应该正视自身的问题。毕竟，在梁鸿的观察中，真正因为自愿性的情绪障碍或心理疾病而休学的孩子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孩子的创伤都源于家庭，包括持续的暴力、压力和漠不关心。